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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其昌《烟江叠嶂图》双胞悬案董其昌烟江叠嶂图

发布时间:2019-06-10 18:21浏览量:146

董其昌《烟江叠嶂图》双胞悬案董其昌烟江叠嶂图

    三、高士奇进赝缺乏证据  高士奇是清代著名的鉴藏家,也是一个争议极大的人物。 1924年,近代学者罗振玉刊行《江村书画目》排印本,提出“高士奇进赝”的说法。 此说影响极大,前辈学者都深以为然,这就是“前人云竹窗老人喜故作狡狯”(何惠鉴)的由来。

数年前,笔者撰文指出:罗振玉排印本存在篡改,与《江村书画目》原件(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)不符;《江村书画目》无法成为高士奇进赝证据。 (《横看成岭侧成峰——解读江村书画目》,《美术史与观念史》第16辑,2014年,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)  收藏家的作伪,在历史上并不少见。 有的是为了进献,比如《清明上河图》与严嵩的故事;有的是为了获利,比如近代谭敬集团的造假。

此类赝品一旦制成,总是即刻出手。

台北本是被《石渠宝笈续编》收录的。

也就是说,该卷入宫的时间不会早于乾隆九年(1744年)。

此时上距高士奇卒年已经超过30年。 台北本系高士奇作伪进赝的推论难以成立。   至于新发现的王鸿绪诗题“澹人摹董画和东坡歌行相赠”,只是高士奇摹本曾经存世的佐证,且这个摹本为王鸿绪所藏,并不构成高士奇进赝的证据。

  事实上,台北本的藏印疑点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,即乾隆年间书画商伪造高士奇印记以求牟利。

以真迹配伪跋,或者以伪迹配真跋,乃是古代书画作伪的常见伎俩。

限于篇幅,仅举一例为证。 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件明杜琼《南湖草堂图轴》,两侧褾绫各有一则题跋。 一侧署康熙甲戌六月北平孙承泽款;另一侧的落款为竹窗高士奇,下钤“士”“奇”连珠印和“高詹事”白文印,文曰:  余友退翁,多蓄古帖名绘,所制《庚子销夏记》传世。 此帧为鹿冠道人作,暇日出示评赏,细玩跋语,甚有慕于渊孝之为人,不徒叹羡笔墨,可谓好古之深者。

案头适缾荷作供,轩牖清凉,观花读画,恍对古君子也。   康熙甲戌为1694年,孙承泽早已去世。 而孙承泽生前与高士奇并无交往。 这两则拙劣的题跋显然出自奸商手笔。 有意思的是,这件作品不仅为《石渠宝笈续编》著录,而且与《董其昌烟江叠嶂图》都藏于重华宫。

  此前,多位学者认为台北本《董其昌烟江叠嶂图》笔墨并非董其昌所绘。

如今以鉴藏印记作为证,当可说明台北本乃是另配而成,并非王鸿绪、高士奇递藏的原物。

  四、《董其昌烟江叠嶂图》散出高家的线索  今台北本《董其昌烟江叠嶂图》后幅有两则高士奇题跋。 在题跋前钤盖了一枚“华原草堂”白文印。 这是一枚罕用的藏印,此前归于高士奇。

《文征明桃园问津图》(今藏辽宁省博物馆)有此印;还有一枚文字相同的朱文葫芦印见于《张渥竹西草堂》(今藏辽宁省博物馆)。

除此之外,尚未发现其他高士奇藏品有此印记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两件画作都有高士奇孙女婿张照的题跋。

摘引如下:  (《文征明桃园问津图》)康熙癸巳五月,张照观。

  (《何澄画陶潜归去来辞张仲寿书》)余叔家藏唐六如先生归去来辞图。 笔意萧爽,无人间烟火气。 康熙癸巳仲夏,砺山舅出示此卷,觉六如卷逊一筹矣。

靖节高风,披图想象,宛在今日。

往余有绝句云:  百花老去红辞树,众草新浓绿满床。   只有渊明诗一卷,引人清梦到羲皇。

  今观此画意,亦不在无怀葛天后也。 董思翁当炎暑便染翰写雪赋,谓顿令心地清凉。   余谓此卷极合在京洛尘坌中观。

  砺山舅指的是张照妻弟——高士奇的长房长孙高岱。

  康熙癸巳(1713年)三月,是康熙皇帝六十寿辰。

清廷在北京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庆祝活动。

高士奇长子高舆率领三百余名江浙耆老抵京祝寿,其子高岱和大批高士奇旧藏书画随行入京。 高舆忙于事务,书画交由年仅16岁的高岱管理。

姐夫与他共赏书画之外,还有外人慕名而来。

王澍(1668-1743)曾在家书中谈及当日见闻,其札曰:  ……江村所藏董迹凡百余种,皆得见之,以《舞鹤赋》、《兰亭诗》及《千文》为最。

……比于江村家见汉铜印二十小柜,计三千方,已印得谱,借隔远无由相共,想闻之亦当艳羡也。 ……  涉世未深的高岱并没有意识到,书画藏品是不能轻易示人的。

他很快遇到了一次挫折。 《潘氏三松堂书画记》有一段癸巳五月高岱题跋,文曰:  (《董文敏临各体书卷》)此卷于北京偶借人观,为彼割去董书一段,又去先大父文恪公跋一段,不胜愤愤。

今查董迹共七接,连硬接在内计字一千二百八十二字,特记于此,以防后患也。   显然,被截去的董其昌书法和高士奇跋文拼成了一件崭新的书画商品。 话说,台北本后幅除了“华原草堂”印记之外,未见其他高岱印记。 而《文征明桃园问津图》和《何澄画陶潜归去来辞张仲寿书》都有高岱的名章。

此外,高岱递藏的董其昌书画在《明董文敏真迹》中皆有注释,而《董其昌烟江叠嶂图》却在此册中没有注释。

这意味着《董其昌烟江叠嶂图》很可能自康熙五十二年以后不在高家了。

  有意思的是,《潘氏三松堂书画记》出自潘奕隽(1740—1830),而上博本《董其昌烟江叠嶂图》最早的一枚藏印正是出自此人。   五、关于高士奇摹本  借助信息技术和影像技术,如今鉴识董其昌书画有了许多便利的条件。

收藏于各大博物馆的藏品大量亮相,辨别真赝要比过去容易些;不过,想要进一步研究赝品就有点困难了;至于要查出赝品的真实作者,那就难上加难了。 康熙年间的高士奇摹本,会不会在乾隆年间变成董其昌真迹?这个课题极有话题性,但技术难度也是有的。 毕竟,鉴定方法仍然是上世纪的老办法,选取标准件进行比对。   高士奇的绘画参考品少之又少。

据《山静居画论》记载,高士奇“仿文待诏《湘君湘夫人图》、拟徐润文《枯木竹石》,皆能臻妙”。

其邑人葛氏说他“天资绝人”,仿《宋仲温山水轴》“秀气灵光纷披楮墨之外”。

可惜,这些绘画恐怕都亡佚了。   凌先生列举的有《秋山客话图》扇面,款题文辞有不通处。 此外,《慈溪古今书画作品集》收录一件高士奇款山水立轴(目前有图片可见)。 此外,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更多高士奇绘画的标准件?  对此,凌先生想必有所考虑。

《董其昌烟江叠嶂图》跋文有数百字,将高士奇书法与两件双胞作品进行比对,确实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 (编者注:就台北本而言,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者此前也承认是摹本。 )高士奇书学董其昌,但气息、风格与董其昌仍存在一定差距。

如此前部分学者所言,台北本的题跋书风确实一般,与董其昌标准的书风有着差距,而凌利中文中又将台北本上的部分书法与高士奇书风对比,确实也有一定相似度。   无论如何,敢将台北本定为高士奇摹本,想必凌先生胸有成竹。 聊涂数笔,以作引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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